2017年11月19日
2017-08-14    

Hedi Slimane亲谈他眼中的音乐、时尚、洛杉矶与年轻人

在意大利版《Vogue》的2017年8月刊中,Hedi Slimane贡献了一组视野广阔的摄影作品,向他近10年来致力研究的城市——洛杉矶致敬。这位巴黎摄影师时不时担任品牌时装总监,但自2007年搬到该城,便已深深融入当地创意亚文化环境。以下是Slimae与意大利版《Vogue》特邀编辑Luke Leitch的电邮交流内容,他在其中描绘了自己的工作,谈到自己如何走上摄影道路,以及持续出现在他镜头中对雌雄莫辩气质、音乐以及独立现象的呈现。他向观者介绍了一个由洛杉矶音乐家、艺术家、滑板手、冲浪者结成的“秘密团体”,他们出现在这特别的摄影集合之中,解释这座城市如何影响了他同时兼任摄影师与Yves Saint Laurent设计师的视野。

 

Luke Leitch:Hedi你好,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洛杉矶主题摄影作品,也感谢你给我进行采访的机会。让我先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吧:你曾经说过如果你是在巴黎长大的,你会想象自己将来当个记者。为什么你对未来生活会有这样的想象?

Hedi Slimane:还挺早的时候,大概13岁吧,我就开始幻想以后当《世界报》(Le Monde)的记者了,这是法国的全国性报纸。成长过程中,我也都很迷恋历史和政治。还有就是,再前两年,11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拍摄黑白照片,然后把我自己的照片都冲印出来。我一直觉得这绝对就是我未来会做的事:记录周围的世界,成为我所处时代的档案馆,并且活在当下。

所以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有了这个“青年再现”(youth representation)的想法。我认为这最早开始于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尤其和歌德有关。《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给我带来了很大影响——维特的愤怒与完满时刻与我产生了共鸣。

我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来看待我的青春。我其实算不上真正行动的一部分,我是通过镜头在观看我周围的所有朋友,观察那些可能冒头的新兴人才和不安定。我深信这是很必要的:记录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始终是我所做事情与工作的中心,不断地受到启发,按照即将到来的未来行动。一种永恒的影像报道。

 

LL:这些照片都很吸引人,我认为在兼具艺术性的同时也具有报道性。他们暗示了拍摄对象们的故事,给每个人的自我叙述推开一扇门。你如何去选择拍摄对象?是什么让你不得不去拍摄一个人?

HS:这都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我觉得我们不过是殊途同归。拍照、人物肖像,和写一本有关他们每个人的小说是一样的 。我在过去的25年里,拍摄的多数人物确实有些共同点:艺术的能量、强烈的心绪和独特的个性。美从来不是我要拍的东西,我想要表现的更多是英雄般的真实、诗意的古怪或者是有关每个人物的特性,一种宏大的混沌感。

更吸引我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性,他们为自己建造了迷人、诱惑、有魔力的世界。我认为将此视为一种神圣而闪光的仪式,他们每一秒钟都将自己的生活表演出来。通过一张简单的照片,我试图捕捉这种迷人做法中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尘埃,将它保留下来,保证它们背后能够存有一份记忆。多数时候,我所描绘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这种古怪品质和自由的精神——他们只是用一种草率的无忧无虑过着自己的生活。

 

LL:无论在巴黎,伦敦,柏林还是现在的洛杉矶,你都深深融入了你工作的城市。而且通常都有音乐作为连接,虽然也并不唯一……

HS:音乐构成了我摄影风格背后的句法规则,也是过去20年来全部时装设计背后的句法规则。在我6岁的时候,除了格林童话之外,我唯一知道的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Aladdin Sane》专辑、滚石的《Angie》还有猫王身穿金色西装唱着《Suspicious Minds》。那时的专辑封面就成为了我灵感的漩涡,还有我深深痴迷的舞台上的闪亮与颓靡的承诺。

后来我经历了生活中不同的创作周期,参与到音乐世界中新兴的声音与社群中去。我刚开始在这个小型创意社群做设计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在巴黎,在Saint Laurent,后来被称为“法国风情”。

 

Ed Ruscha与棕榈树,2017年4月于卡尔弗城(Culver City) | 摄影:Hedi Slimane

 

2000年我在柏林,依旧在回避任何形式的炒作,用概念电子音乐以及早期摇滚乐或是吉他乐队复兴上做实验。那是一段空白。我在那里当了3年的驻馆艺术家。柏林在我早年任职于Dior的时期影响力很大,在Dior,我试图将柏林在千禧年早期的一些充沛活力与能量引入巴黎。我在街头找来很多年轻的柏林音乐家和流浪儿童,出版了一本有关我在柏林那几年的书,最后将这段时期收纳进我在柏林现代艺术中心(Kunst-Werke)的展览,展览描绘的是这一代充满诗意的人们的自由精神。

从2002年开始,我多数时间都呆在伦敦,周围围绕着一群基本只在东伦敦活动的英国音乐人们。有那时候还很年轻的Pete Doherty、Carl Barat、Franz Ferdinand、The Others、the Rakes、the Paddingtons,后来还有年轻的Alex Turner、the Klaxons、These New Puritans,以及许多其他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们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这是音乐界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之一,我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记录。2005年的Dior Homme的时装发布会,就全部充满了这些伟大的英国乐队,而我那时做的时装设计,可以算是为了他们专门设计的,舞台表演的服装。

在英国摇滚乐与吉他乐队走到尾声之时的2007年,我决定转战美国加州。那时候的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都没什么特别厉害的,但给人的感觉实在是非常青涩,非常新鲜,似乎什么都有可能。一整个世代的音乐家即将腾空出世(Girls、No Age、The Growlers、Ty Segal、Fidlar、Mystic Braves、Allalahs、Froth、the Garden等等),他们来自南加州与北加州的所有地方,蒸馏出带有扭曲的即兴演奏以及新时代的冲浪音乐。在2011年,我第一次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的展览中定义了一种美学和音乐再现,被称为“加州之歌”(California Song)。

而在10年之后,现在这篇意大利版《Vogue》的文章,不知何故,体现了这一代人的演变。其中有些人,主要是音乐家了,是我一直跟踪和拍摄的;还有些人是我新发现的。当然了,这种令人兴奋的搜索是日复一日的实践。

 

LL:能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一些洛杉矶生活的特别之处吗?比如某些乐队,还有你非常喜欢的人物,特别是你选择在意大利版《Vogue》8月刊文章里写到的。

HS:几年前,我遇到了Arrow de Wilde,她还是那么年轻迷人,希望继续专注做音乐。那时并非拍摄她的最佳时机,因为她觉得首先要定义好自己的音乐。最近我们又联系上了,因为一些她在之前退出的乐队Starcrawler早期做的音乐。

Deap Vally乐队的Lindsey Troy就很LA,还有French Vanilla乐队的Sally Spitz,就是那种我会拍摄的典型女孩,是那种朋克摇滚、华丽摇滚的风格,构成了过去20年我的工作与设计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在Jumbos,是我很喜欢的洛杉矶的一家钢管舞酒吧。

Kevin Impala和Tame Impala,他们来自澳大利亚,上个月我给他们在月桂谷(Laurel Canyon)拍了照,他们对加州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和光环完完全全契合当时的新迷幻乐氛围。

Michael d’Addario和他特有有才华的兄弟其实应该来自东海岸,但我们是在加州认识的,我在加州也经常给他们组成的The Lemon Twigs乐队拍照。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和加州很强的联系,他们也是在这里录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他们也算是我们在加利福尼亚见证的这段新华丽摇滚运动的一部分(Foxygen等乐队)。

我在Splitz城东的公寓里给她拍照。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差点就好像她的教父:她和她的兄弟,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我们这个小音乐社群的成员挺长时间了,我也一直记录她。她当模特的事情是无关的。对我来说,Staz就是一名音乐人。这是她的生活与激情所在。

Yann Pessino就像一个诗人,是真正的迷人的音乐人,南加州当前冲浪文化的某种理想化身。我真的很喜欢他,他那种毫不费力的致幻声音,他扮演的那种梦幻角色。文章里的多数音乐人,我都是在他们家里或是录音棚之类的音乐场合拍的照,他们穿着自己置办的衣服上台。对于肖像,尤其是音乐人的肖像,我觉得干预拍摄对象的造型风格有什么意义。你无法将他们的声音与造型风格分开。

 

LL:在洛杉矶,哪里是觅得先锋音乐的最佳场所?LA的音乐现场与你记录下的其它城市相比怎么样?

HS:没有这种地方。洛杉矶一直在不断发展演变,音乐社群不断涌现。就像是某种秘密社团,不由任何商业目的驱动,也没有任何意愿去宣传他们做的事,与其它地方恰恰相反。

与我过去20年探索的所有其它领域相比,我认为加利福尼亚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这种不同的音乐场景并置,场景之间也相互孤立(当然了,伦敦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也是这样,有着并置的音乐“部落”,各自有着特定风格传统)。要进行记录,你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只能你花费了很长时间的前提下实现。

 

LL:除了都是才华横溢的先锋音乐人,你拍摄的这些人物也与你具有高辨识的“Slimane风格”招募的模特风格很一致,还有在你的摄影作品长期存在的那种雌雄莫辩的风格,这与你过去为男装广告启用女模的举措也绝对没有创意冲突。你也说过,这是对那些嘲笑你的人,一种被发展成形式的防御,近乎某种蔑视。这种“防御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在国际上也能识别的流通货币(有时候也是假币)。看到这种自己很私人的风格被挪用,会感到被冒犯了吗?

HS:雌雄莫辨,算是我个人的成长史吧。我始终带着很模糊的性别再现的想法长大,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走的是某种另类道路,我在这点上是有政治立场的。1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街上找人拍照了,并且确定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而他们也多多少少地反映出当时的我以及我的打扮,也是我音乐品味的一种映射。

 

The Lemon Twigs成员Michael Daddario与山景,2017年3月于圣费尔南多谷(The Valley)| 摄影:Hedi Slimane

 

到了1980年代末,这种雌雄莫辨的风格已经成为我摄影的一部分,那时我也在街头招揽艺术生和音乐人拍照(模特Jerome Le Chevalier是我大概在88年某次坐公车的时候发掘的第一位“waif”男孩)。90年代末我开始做设计,我招募的模特们或许会让观众感到不安。这个行业对男性气质的概念更适应于主流而保守的形象,呼应那些1990年代的超模风格。

我对自己在1990年代坚持的截然不同的风格深信无疑,那就是具有创造力的社群要扎根于独立亚文化。我确实对没有自己的风格感受、没有强烈艺术个性的人没兴趣。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一切最终在我全部的作品里得到体现,以重复连续的方式变成了我的风格标识与原型。我的街道,独立团体,身材瘦削又“雌雄莫辨”的模特,好像全部来自另一个星球。但自从1980年代后期踏出第一步,我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还与我的标志性模特风格保持一致。这期杂志看刊载的作品,第一张照片里的年轻滑板手就是我的风格典型。

自然而然地,伪造行为观察起来是很有意思、很令人着迷的。但不管别人怎么伪造和仿制,你还是会带着你的真实、决心和奉献精神继续做下去。不管怎么样,最终都会搞清楚的。这是你拥有的,打着你的名字作为商标,还有相关的记录。

 

LL:还有一个很吸引你的亚文化是滑板和冲浪。你的作品展示出了那种生涩的,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朋克态度,尤其是有着70年代、80年代Tony Alva活跃着的洛杉矶。你能谈谈那种氛围吗?

HS:自从我在2007年开始住在加州,冲浪与滑板文化始终是我摄影的重要主题。目前在音乐方面,从Zac Carper(Fidlar乐队颇具领袖气质的主唱、Fidlar本身也是滑板狂热小众品牌)到Yann Pessino,洛杉矶都有这种另类音乐场景,不断地界定加州青年文化传统并影响世界各地的青年。 当然了,这从60年代到70年代就开始了,这种仪式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递。

LL:你拍摄的艺术家肖像也构成了本次作品组合的另一个侧面;Ed Ruscha和John Baldessari。你真的抓到了他们的精髓。Baldessari这个人特别有趣,因为他长期以来在作品中用摄影拷问我们对艺术价值的假设。你能谈谈你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友谊吗?

HS:我一直在给艺术家做记录,多数时候是在他们的工作室,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从Elsworth Kelly到Brice Marden、Chris Burden,再到被人们低估的法国极简主义艺术家Francois Morrelet……还有这20多年来其他100多位传奇或新兴艺术家。对于这篇文章,我相信Ed Ruscha和John Baldessari能在历史上定义出我所描绘的这代人的画像。他们真的很加州。

 

LL:你将自己的洛杉矶记录到的那种真实感注入到了你对Saint Laurent的重新设想之中。我了解到你今年再次将全部重心放在了摄影。不过,你觉得未来某个时刻你会再度回归设计界吗?几年前,我看到了你与Tim Blanks为Style.com做的视频采访,你提到自己有可能创建品牌或时尚公司——你还有兴趣吗?“Slimane”会成为一个很棒很伟大的品牌……

HS:Saint Laurent这个项目某种程度来说是在做实验:一家法国定制时装工坊第一次开到了加州。我对那几年的经历、我心爱的团队和Yve Saint Laurent这间美丽的时装屋有着很深的眷恋。时间或许能将这个时间段进行透视,反映出这个项目的真实和道地,以及我押注的所有风险,而其中一个就是要捍卫加州这个想法。

回归设计永远是我的选择之一,只要我忠于自己的原则,保持我作品中的完整。另外说明一下,为什么我真的在2000年代提到了要创造个人品牌?可能我变了吧,但更可能的是我在梦游。我对此是毫无兴趣的。

 

LL:对那些刚来洛杉矶,只能在这里呆三天但又很渴望感受最最鲜活的生命力、那种真正的原始磨砺感的人,你会推荐他们做些什么,去哪些地方?

HS:洛杉矶市中心、东部、好莱坞,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音乐会。这会是个好的开始。你需要试试看与不同的人群一起,到不同的小镇里去,就像你在伦敦或者柏林那样,去感受那些并置的不同场景。

 

LL:你是在2007年搬到洛杉矶的。那时除了奥斯卡颁奖红毯,LA几乎完全不在时装界的雷达之内。现在完全不同了——法国与美国的时装屋时不时会造访这里举办展示活动,而LA本地的审美风格(很大程度上多亏你的贡献)已经变成了全球范围可辨识以及渴望的风格。你有这种感觉吗?

HS:1997年,我来到洛杉矶。我在2月和7月逃离巴黎,开始设计我全部的系列,还有Dior Homme系列,一直到了2007年我真正定居加州。还没在这里有个“家”的时候,我在马尔蒙庄园酒店(Chateau Marmont)住了好几个月,还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很私密,一年到头都有年轻的演员或是导演在这里住。当时没有社交媒体——所以我感觉私密性很好,很真实,有那种旧好莱坞的落满尘埃的魅力。洛杉矶在过去几年变化很大。

 

French Vanilla乐队主唱Sally Mary Spitz,2017年4月于鹰石(Eagle Rock)| 摄影:Hedi Slimane

 

因为很模糊的原因,我决定要在洛杉矶做设计的时候引起了很大哗然。2011年,这个行业明显有一种对洛杉矶、加州居高临下的厌烦态度。但我还是坚信加州在流行文化、音乐与艺术领域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长,而且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原因也很明显。那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设计,并以加利福尼亚为核心定义出一种美学呢?当时的洛杉矶就像是一座最有活力、最息息相关的天文观测台。

3年后,时装界开始跟上这个潮流了,广告与时装发布会也来了,还有各种各样就算有着一丁点儿与LA或加州的模糊联系的事情。现在人人都爱洛杉矶。

 

LL:我喜欢那张Iggy的照片。这张你在2015年11月拍摄的照片之前没有公开,而其它这回刊载的其它照片多数是在今年拍的。你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我觉得,你们的审美观似乎颇有渊源。

HS:2015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洛杉矶出版过这张Iggy的照片。我记得那天和他谈起了接下来要做的新的表演。比如,Iggy真的很了解Curtis Harding的音乐,还有Cherry Glazerr,这实在太棒了。他真的很了解加州的另类音乐场景,还有所有我正在记录的音乐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这个项目很自然的一部分,正好和未来很有希望、令人震惊的Arrow de Wilde并肩出现的偶像。

 

LL:洛杉矶是你的永恒之城吗?你还会不会再离开LA?

HS:很难说。可能哪一天我醒过来,觉得需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章节吧。但是这从来都是一个持续好几年的创作周期,LA有着如此之多我深深眷恋的纪念、遭遇和项目。对我来说,加利福尼亚还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就是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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