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4日
2017-04-25    

Hamish Bowles:美国版《Vogue》的另一个时尚大咖

英国伦敦——几乎没有几个记者可以想像他们能够在由杜克公爵和德文郡公爵夫人所拥有的英国最庄严的房屋之一——查兹沃思庄园(Chatsworth House)工作。 但是,这正是Hamish Bowles在过去六年中一直努力工作的地方之一,平日里他的正职是美国版《Vogue》的特约编辑,但在周末,他就在这处有着无数居民和游客探访探索德比郡庄园的历史建筑中工作,为大家筹备“庄园风尚:查茨沃思五个世纪以来的时尚”展览。

 

Hamish被邀请来筹备策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其丰富的知识,还因为他有着极强的魅力。若你知道他与公爵及公爵夫人的儿媳妇——伯灵顿伯爵夫人从尴尬的相识到多年的深厚友谊,你就会开始明白他为何素来被人们钦佩和赞赏——他不但是一名时尚顾问也是一名周末来家里探访并极受欢迎的挚友。

这次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十分难忘。伯灵顿伯爵夫人在婚前,还被称为Laura Roundell的时候,曾经穿着一件非常紧的黄蜂腰紧身胸衣中,准备坐在高凳上拍照。几乎不可避免地,这件胸衣让她晕了过去。Hamish用其非常英国的方式化解了这次尴尬:一杯茶和饼干。 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缘分就开始了。

展览现场 

Hamish在查兹沃斯周末的工作,就是将各式各样独特的服装隐藏在各种房间和巨大的阁楼内。随着服装渐渐到位,每次新发现都让Hamish感到愈加高兴。诸如Givenchy和Dior等许多衣服被封存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箱子里。还有设计师们送给超模Stella Tennant为其走过秀的时装。Tennant本身就是第十一世德文郡公爵夫妇Andrew Cavendish与Deborah Mitford的外孙女,这个家族与时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凯拉·奈特莉(Kiera Knightly)就在2008年的电影《公爵夫人》(The Duchess)中扮演了Georgiana;演员Fred Astaire的姐姐Adele Astaire也均是家族成员;美国前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姐姐、被称为“Kick”的Kathleen也嫁给了在1944年二战期间丧生的Billy Cavendish。

但Hamish距离充满魅力的贵族生活圈很远:他在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中产阶级偏左翼的舒适圈里长大。Hamish的父亲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副教务长(Vice Provost), 母亲则对摄影和古董特别有兴趣,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极为无畏的特立独行者与冒险家”,一家人的气质“明显相对中心偏左”,或许并非培养未来时装鉴赏与收藏的典型摇篮。

这家人有位老邻居是戏服研究学者,还能清楚地记得年轻的Hamish多么喜欢向她展示自己用零花钱在慈善商店与古玩市场淘宝来的东西:旧蕾丝花边、维多利亚时期丝绒丝带、针和各种干花。她还回忆说,有天早上Hamish突然出现在她厨房里,头上裹着一件奇怪东西。那是一块他曾经穿在身上的擦碗布(而且也弄成像碗布这样),看起来就像在法国凡尔赛宫狩猎的未来路易十四情妇拼凑做出的芳丹头饰(Fontange)。Hamish(他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9岁)想来确认一下,自己是否正确地复制了这种头饰。这或许是他完美主义倾向的第一次表现。

确实如此,在10岁生日之前,Hamish很明显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小男孩,这就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保留着邻居送他的特定时期戏服剪纸娃娃。他坦白道,“我觉得我就从来没丢走任何与裙子、时尚、室内装饰有关的东西。从来没有!就像查茨沃思的Cavendish一家!”

14岁时,Hamish Bowles已经很明确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他参加了英国版《Vogue》时装青年才俊大赛(British Vogue Talent Contest),并在赛后得到特别提及。“那是一个转折点,”他的母亲说。但在Hamish谈话过后,我得到某种很强烈的印象:这其实是他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他接下来进入圣马丁艺术学院(Saint Martin’s School of Art,如今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时装新闻。这时,他的好运来了。“我人生中只做过两份工作,”Hamish解释道,“第一份是在《Harper’s & Queen》杂志担任初级时装编辑,接替Amanda Harlech的 工作,当时她离开,与John Galliano一道工作。”

这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Harper’s & Queen》每隔几年会做青少年主题的拍摄,当时我还在圣马丁读预科,就去申请了,然后他们把男装部分的版面交给我做。我被分配到与Mario Testino共事,当时Mario Testino还是新锐摄影师,差不多刚从秘鲁来到伦敦吧,你哪儿都能看到他,他已经闯荡出一些名堂了。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这就是我们伟大友谊的开始。”

“那时我的时装编辑是Vanessa de Lisle。她很多时候还蛮吓人的,但我很感激她,”Hamish回忆说,“她看到我做的男装版面,还给了我一些女装版面去做,我就根据电影《女人》(The Women)做了一篇报道:里面所有的帽子都是Stephen Jones做的,里面全都是1940年代的面纱配饰,还有Anthony Price的西服之类的。”

“Vanessa是在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来的,而且并不认为我做的名媛成人礼报道与她所期待的完全不同,所以就让发型师设计了一种‘触电发型’,把头发很狂野地向后逆梳,与我最开始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必须要挺身捍卫自己的想法,否则你的想法就会被人踩在脚下。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成功的,因为这能把我介绍给《Harper’s & Queen》,尽管我继续在圣马丁学时尚,他们还会不断请我来做自由职业编辑工作。”最终,Hamish成为了《Harper’s & Queen》的时装造型总监。

查兹沃斯庄园信托基金会

然后,Anna Wintour找上了门来。“当时她说:‘我发现你很喜欢室内装饰设计,要不要来《Vogue》写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在纽约交到了不少朋友,因为我总是在纽约进行拍摄,我也对她本人相当着迷。我去美国版《Vogue》面试的时候相当失败,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主编了。我把自己之前参与拍摄的那些漂亮的作品都带去了,她看了两页,就很肯定地把作品集合上了。之后就转变了主题,问我最近在读些什么书。我们聊得很投入。当时的我紧张害怕极了,没能拿到offer。但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说:“你好,我是Anna Wintour。”我在《Harper’s & Queen》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这个电话打过来实在令人头疼,尤其是你坐在一间赫斯特集团旗下杂志的办公室里与《Vogue》的主编通电话。我简直是面色惨白,形容恐怖。”

最终,Hamish开始为美国版《Vogue》做一些时装大片的拍摄。“我一直很清楚《Harper’s & Queen》的读者是谁,很清楚我能做什么。我先有了想法,然后选衣服,”Hamish回忆道,“但是在《Vogue》,突然间你就要适应完全不同的管理结构,主编会与杂志的每个方面都有联系,也很关心每个细节——每个图说、每对耳环、每位模特!这段学习曲线太陡峭了,我很开心能在这个时候进行室内装饰、生活方式与艺术的世界,那里能给我更多的个人自由。”

“现在,我在《Vogue》的角色就是做自己。我想这有点类似形象大使之类的工作吧,”他解释道,“现在康泰纳仕(Condé Nast)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扩大强化,我也更多地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Architectural Digest》以及集团品牌平台框架内的各类项目。而我们也越来越多地放开思考,就像咨询公司那样。我会与电影还有网站本身等不同领域跨界。所以我现在的角色也挺令人激动的。”

确实如此,Hamish已经走出了一条类似创意博学多面手的道路。“显然,我能被允许参加类似查兹沃斯这些很费时的项目,是很不寻常也很特别的事,尽管这个项目之所以要这么费时才能创造出成果,是因为我在欧洲做这些展品只能用周末的时间,”他说,“在准备展览的过去10天之内,我还要为《Vogue》写五月刊封面故事,给Vogue网站写了五篇文章,还有两篇封面报道。笔记本电脑,间歇性的信号,其中的乐趣就像是给人带来了一席流动的盛宴。我的意思是,你就好像生活在奇迹之中,你能在希腊岛上发出一篇文章。作为以流动巡回为主的工作者,我认为,我在写作报道与为杂志进行创作的时候,很大程度与我出门在外、四处晃荡有关,而非受到办公室的限制。”

“在Vogue Living的时候,我都是亲力亲为,很多报道都是我来做的。我还负责造型、写作等等。亲自创造事物,或是将匹配的创意类型摆放在一起来创造新事物,”Hamish说,“差不多五六年前,我们开始做这期很疯狂的‘格格不入的人’(fish out of the water person)的报道,当时我们做的是超棒的美国户外活动特刊。办公室里有些爱开玩笑的同事就说,要是送我去以灰熊出名的、阳光明媚的犹他州上一堂野外求生课,那该是多么令人惊喜。”

“我还真去了,而且我也成功地活了下来。我真为自己骄傲,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期报道的最终成果,不仅是收获了巨大成功与雷霆般的笑声,从此以后我的同事们就更为专注要送我前去更多恶作剧场景了。所以,我后来还去学习怎么与纽约尼克斯(New York Knicks)队员还有美国奥运女足队踢球,”他笑道,“我觉得,Anna已经决心用某种方式来‘让我更man一点’。然而她并没有很成功,但却能发掘我隐藏的品质。再者说,参加‘X-Factor’的试镜是最能让我鼓起勇气了,也是迄今为止也最让我吓破胆的事情了——她基本就不管不顾地帮我报了名。”

 

查兹沃斯庄园信托基金会

谈及Wintour,Hamish表达得很明白:“我认为Anna是一位能给人带来深刻灵感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讲,她在杂志所触及到的不同世界之间自如穿梭。她的政治参与相当深入,本身也是成功的竞选筹款人,关注乳腺癌、青少年焦虑症等议题,很早就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她还是美国英国戏剧很成功的宣传大使、筹款人、行业标杆……她找到了将所有这些事物融合并联系在一起的方法,最大限度发挥她与Vogue品牌的影响力。”

Hamish也是一位时装收藏家,目前正计划对外展示他的收藏。“我的下一个项目也是与此相关的,会集中在我的个人藏品并且对外推广出去。最终会回溯到我眼中的时装设计之父Charles Frederick Worth,他站在顾客的角度来描绘愿景,而不是完全相反。”

他的收藏已经更新到2017年秋冬系列。“我最新购入的藏品来自Christopher Kane,是一条粉红色的纸片裙。看到这条裙子出现在秀上时,我马上就起鸡皮疙瘩了,因为马上想到‘这里采用的技术我见过诶’。我有一条Jean Desses的裙子,和这个有些类似。Valentino本人也做过,因为他曾经和Desses共事。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技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如果你有些时装构造的触觉,那么这会带给你触电的感觉!看到设计师用一种新奇的方式去做自己熟悉的东西,那就创造了一些绝妙的时刻。”

“我最近买的一件东西——我真的今天就告诉你停——是一条Paquin的披肩,在边缘带有刺绣设计。简直是一片完美的梦。我第一次看到它,就开始流泪……我收藏的规模并不很巨大,应该是在3500件到4000件之间吧。能足够办展览的了。经常有人告诉我,我应该为此编本书,我们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但尽管他的“业余活动”如此丰富,Hamish依旧是美国版《Vogue》的关键人物,很大程度上他常被人称为“Hamish版《Vogue》”。正如Wintour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表示的那样:“他给杂志带来了引人瞩目的思想,将读者带领进入时装、旅游以及他曾眼见到访的全部非凡之处的世界。”

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人物,往往来自娱乐圈。但Hamish却好似天生如此。分别时,我问他接下来要去哪。“去Huntsman那里,”他在萨维尔街选用的裁缝店,“他们给我设计了一种特殊的Hamish花呢,我等不及要看看这个图案是什么样的了。”

这实在太Hamish了。对这位以坚信、勇气与恣意重塑“时髦大叔”概念的男人来说,这个下一站,再适合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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